“……（惩戒权利和生命权利）新的权力机制完全不能用统治权理论的术语描述和辩护，但它们共同存在。新旧权力机制根本上的异质在新的权力机制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为甚么没有带来统治权理论大厦的坍塌呢？为什么统治权理论在君主的头被砍下的情况下不仅继续存在，而且继续组织法律原则并供给欧洲呢？为甚么统治权理论作为意识形态和重大组织原则能如此持久呢？福柯认为，一方面因为统治权理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卖主求荣调转了炮口，从维护君主政体转为“反对君主政体和一切阻挠惩戒社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统治权理论和“以它为中心的有关法律规则的组织可以在惩戒机制之上附加法律体系，从而掩盖前者，抹去惩戒中固有的统治及其统治技术的因素”。最终应允统治权的民主化，使人们产生了统治权在自己的手中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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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一种新的权力机制-惩戒的权力-应运而生，填补了统治权无法入驻的领土。这种新型权力机制是建立在人类科学基础上的，它利用科学话语通过诸如家庭、学校、行政机构、医药卫生机构、监狱等作用于人的肉体、人的灵魂，从而既能提高他们的力量和提高他们的效率，又能使他们驯服，最终保证社会的内聚力。统治权话语中的权力源自法律规则，它的实施是一种司法程序，惩戒的权力与法律是不兼容的，它有自己的话语，它是知识创造的工具和认识的复杂的场，它站在知识巨人的肩膀上。这样，至此至少已经存在两种权力机制：一种是围绕统治权的法律机制；另一种是通过惩戒运转的权力机器。权力同时通过法律和惩戒技术运转。前者权力运作的机器是国家、军队、警察、法律等，这时权力主要是否定的、禁止性的。而后者的权力主要运作在家庭、学校、医院、监狱等，在这里，疯子被排斥，儿童的手淫被监视和被禁止，人们被严密的监视，处于全景敞视的状态之下，通过惩戒和规训，这种权力制造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体，因而，权力不仅是压抑的、否定的，更是生产的、肯定的。